【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双城县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赵云鹏

【黑龙江旅游食品网】(高伟)赵云鹏同志,满族,又名赵景芳,化名贾立志,中共党员,1917年生于双城县正兰旗头屯(今公正街道公正村)。曾任双城县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第二任县长。

▲照片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赵云鹏同志幼年在家乡私塾就读,1931年考入吉林省立第三中学。时值“九·一八”事变,为了抗日救国,他辗转入关,1936年12月在薄一波领导的太原民训团学习,1937年5月由殷之平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任甘肃驿马关红军第十五团宣传队教员、八路军野战宣传队火星剧社社长、东路军第二干部大队队长。1945年任东北挺进大队党总支书记,同年11月他与林诚、孙新仁、尤正洲、刘金翅、颜明等接收双城,建立民主政府,曾任双城县公安局长、县长等职。他在镇压爆动、剿匪反霸、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调松江省工作,先后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佳木斯市市长、中共合江地委书记、黑龙江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1979年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兼院长等职务。

▲1949年,林诚(前右二)、赵云鹏(前左二)阎韫(前右一)等同志在双城县委合影留念。(照片由阎韫姜树德子女提供)

双城风云录

——赵云鹏

一九四五年我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工作。同年九月十七日接到总部命令,凡是在军队工作的东北人,一律参加东北挺进大队,到东北参加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当即组成东北挺进大队,由我担任总支书记。我们的队伍于九月十九日从太行山出发,徒步急行军来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窃取胜利果实,在美国的帮助下,从空中、海上、陆地派兵抢占东北。为了抢在他们的前头,我们从山海关乘胶轮大车到锦州,又乘火车,经沈阳、长春,十月十三日到达哈尔滨。这时,松江省政府、松花江地委已经成立。

经组织决定,派三名干部到我的家乡——双城县,林诚任县委书记,孙新仁任县长,我任保安二团团长兼县公安局局长。我们接受任务之后,认真分析了双城县敌我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开辟工作的具体事宜。因为接管工作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双城县委暂时设在哈尔滨市区。

收大排八家子敌穴遇险半途中遇亲人化险为夷

当时,我们接收工作还未着手,就到处传着国民党要来。呼声四起,老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人心浮动,局势非常混乱。有一天,省政府通知我,立即到副省长李兆麟的办公室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当时,我对李兆麟同志很尊敬。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曾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率领广大民众,坚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浴血奋战,用意志和鲜血书写出同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史诗。现在,我能荣幸地同这位抗日名将面对面地谈话,心里很高兴。

兆麟同志身材颀长,体格健壮,面庞白净,眉字间透出一团英气。看上去,有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他同我握手之后,用军人简洁的语言说:“八家子(当时归双城县管辖)有一个大排(地主武装),四百多人,武器比较多。请你带几个人去接收他们。”然后,他又叮咛我说:“现在情况复杂,斗争残酷,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要做好精神准备。

情况紧急,我从兆麟同志办公室出来,马不停蹄地赶到省保安司令部找到刘子奇司令员。他事先知道此事,为我配备半个班战士,雇了一辆汽车,又嘱咐了一番之后,我们同县委同志研究决定,让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邓昶、周正龙跟我去。周是八家子人,父亲是个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邓在伪满时是周的老师,对八家子比较熟悉。我们一行九人,乘车出发了。

离开哈尔滨之后,汽车朝八家子方向急驰而去。一路上寒风凛冽,我的脑海里对将要接收的大排做了种种猜测。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迎接我们的竟是这样的场面。

大排住在八家子烧锅,几间大房子都住得满满的。院子里支着机关枪,大门设有荷枪实弹的门岗,警戒森严,这阵势大有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味道。

我们的汽车一直开进院子。下车之后,大排头带一大群提枪的人“迎接”我们。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真感到凶多吉少。

大排头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留着青须须的黑胡茬,眼睛不大,身上挎着大匣子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他一脸杀气地迎上来。

我一面把省政府的公函交给他,一面讲清来收编的意图。这时,周正龙的父亲也赶来了。大排头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冷笑,望着我高声叫着:“请!”

他们把我们让进餐厅,那里早已摆好了酒菜。大排头把我们让到酒桌上,二话没说,先给我倒上一盅白酒,自己也倒上一盅,把酒一举:“大哥,干!”

我一看这阵势,为了在精神上压倒他们,只好举起酒盅,一饮而尽。

大排头见我把酒喝干,朝我笑了笑,又连斟两盅,我也连连干下去。说实在的我虽然有些酒量,但长时间没喝了,一气灌下这么多酒,胸腔里一阵火辣辣的。大排头高声笑道:“好!海量。真够哥儿们意思!”

我重新坐下后,他开始摸我们底了,他说:“大哥,什么地方来的?”

我说:“从热河来。”他这话本意是问从延安,还是国统区来?我答从“热河”,似答非答,弄得他莫名其妙,以为我们是绿林好汉。

大排头又道:“是什么山头的?”他翻着眼睛直瞪着我,仿佛要从我的眼睛里,判断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的。

我一看,不能再同他捉迷藏了,干脆开门见山说吧,省着他猜来猜去的。我说:“我是松江省保安司令部派来的,是代表共产党和政府来接收你们的。只要你们愿意为人民做事,改编后,一切弹药、给养,均由省政府供给。部队要听从省政府的调遣。”

我一边说一边盯着大排头的脸色,万一他动起武来,我们虽然人少,可也要同他拼个你死我活。

大排头冷笑道:“我们是在等着接收,但不是你们。我只能同意中央军来接收。你们共产党不是正牌,我们不同意你们改编。”

他的话,口气很硬。我们同志都手摸武器,屋里气氛立刻大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周正龙的父亲等同时出来圆场、劝解。当时我想,真说僵了,动起武来,敌众我寡,对我方不利。于是,我把语气放缓,说:“大排头先生,既然你们不同意我们接收,我们就回去。咱们后会有期!”

大排头见我以礼相待,很高兴。但天已很晚,便安排我们先住下来。我知道,身在虎穴,身子睡在炕上,外面架着机枪,不能不提高警惕。我悄悄地告诉战士,谁也不能睡觉,要枕戈待旦。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爬了起来,找到大排头告别之后,便匆匆上路,离开了八家子这块险地。

在路上,我想既然大排不同意接收,我们这么远从省城来的,不如先到拉林县,同省里联系一下,向省政府汇报后,再定行程。汽车沿着公路,缓缓朝拉林县城驶去。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大爷,看衣着像是一个穷苦农民。我让车停下,对老人说:“老大爷,从这里去拉林县城还有多远?”

老大爷眯着双眼,看了好一阵,才慢腾腾地问:“你们是八路吗?”

我笑呵呵地问他:“老大爷,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八路军?”老大爷笑了,说:“我看你们的样子,像八路军。你们要不是八路军,怎么管我这糟老头儿叫老大爷呢?”

我握住老人的手说:“我们真是八路军,是松江省政府派来的。”

老人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关心地问:“你们去拉林县城?”

我说:“是啊”。

老人连连摇头说:“去不得,去不得。”

我忙问:“为什么去不得?”

老人摆着手说:“拉林城里,全叫胡子占领了,机枪大炮都有,城门架了机关枪,在等着你们呢!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去得了呢?”

老人的话,后来得到了证实。我们没有去拉林,返回了哈尔滨,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牺牲。通过这件事,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联系群众克敌制胜的法宝。

八家子大排以后一直未接受我们改编,直到我们保安团从阿城集训之后,邓昶带保安一团去拉林,经过几次围剿,消灭了一部分,大部分潜散了。

▲民国时期的双城孔(文)庙鸟瞰图(拍摄地点在老魁星楼,右下角木栅栏处为文昌宫,远处为东南隅民房)。(照片由赵力提供)

虚实摸底细敌情险恶掌大局争主动带兵接管

为了探听双城县敌情的虚实,我们先派刘振民和张品一两位同志去双城县,找伪县政府的张县长,警务科科长张斌,商谈接管事宜。这两个家伙,当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中央军来,便卖身投靠。见了我们的人,他们非但不准接管,还胆大包天地把刘振民、张品一两人押起来。事后,他们又觉得时局不稳,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尚未可知,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又把刘、张二人放了回来。

看情形,不带武装去接管是不行的,即或接管了,也无法开展工作。于是,县委进行了研究,请示省政府后,派刘振民等人,到双城县去招兵。

过几天,刘振民带新战士回到了哈尔滨。把一份花名册给我看。我发现有个叫赵景才的青年,名字很熟,记得我三叔有个儿子,小名叫小石头,可能就是他。于是,我把他叫来,问:“你叫赵景才吗?”

“是”

“你们哥几个?”

“大哥死了,二哥还在,三哥赵景芳十年前去了关内,以后下落不明,听说死在外边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一阵酸楚,对他说:“我就是赵景芳,怎么说我死了呢?”

一句话,把赵景才怔住了,他望了我好一阵子,才惊喜地叫道:“你就是三哥,你没死,你还活着?”

我笑着说:“我从北京去山西,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到甘肃参加了工农红军,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怕连累你们。”

“原来是这么回事”,赵景才惊喜万分,高声叫着:“我得回家,我二大娘和我母亲一直以为你死了,老给你上坟烧纸,她要听说你活着回来了,该多高兴呀!”

“过些日子,我还要回双城县工作呢。”我说:“你先回去,报个信儿,就说我很快就回双城县。你要动员屯里青年,报名参军。”

“好,我就回去。”赵景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他回到我们家住的正蓝头屯,把我回来的消息一传开,乡亲们都很高兴,许多人送子参军,全村几十人报名参加了保安团。后来人们把这个屯子称为“八路屯”。

招来新兵之后,我们从哈尔滨香坊苏军手里的日本军用仓库里,拉出了大炮、机关枪,几百支步枪和许多子弹。把新兵武装起来。然后,又开到阿城县,做了短期的军事训练。之后,邓昶带保安一团去拉林。我同县委林诚、孙新仁等同志带保安二团,去接管双城县。

恰好此时,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政委何运洪已率军先于我们进驻了双城县。但是,地方维持会和伪县政府以“军队不能接管政权”为理由,拒绝接管。王司令通知我们县委,马上来双城县接管政权。

于是,我们迅速离开了阿城,从双城南门开进县城。

进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伪警察全部缴械。把伪警务科长张斌等反动人物关押起来。然后,在孔(文)庙召开了大会,首先宣布从即日起,共产党接管了双城县。今后县里的一切均由新县委、县政府主持。旧机构的伪科长、警尉以上的头目,原地待命,听候处理。其他人员和警察一律遣散回家,各就其业。

第二件事,就是利用一切关系,进一步了解双城县的敌情。我们利用伪警尉吴醒中等人,摸清了该县一切反动势力的底细。

据了解,双城县有四种力量,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一是伪警宪特。大部分人手里藏有枪支,正在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二是反动党团。国民党的县党部、区党部都已建立。县党部书记长郝志成,副书记长刘玉文,三青团书记韩林秀,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宪帮,此外,还有国民党省党专办事处袁安成等。

三是建军土匪。有先遣军军长王正午,副军长左建堂,四十五师师长吴德奎。此外,还有挺进军军长王化一,团长胡玉明。日伪军团长陈某,团副李某等。这些人,有的在暗中同长春的国民党秘密联系,准备迎接中央军进双城县。

四是土豪劣绅。知名的有莫八爷,国民党省长莫德惠的弟弟;韩大爷,张作霖部队韩师长的哥哥;于大爷,伪满洲国国务大臣于大头的哥哥等等。这个县,共有伪县团职以上反动人物一百多人,大小地主数百人。

这些敌人,经常在夜间出来贴标语,散传单,什么“赶走共党,迎接国军”、“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标语,随处可见。

县委及时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的四点指示:一是发动群众;二是建立武装、收缴枪支;三是接管政权,镇压反革命;四是收集物资,支援前线。

我们县委根据陈云同志上述指示,做了分工:林诚同志主要负责发动群众工作;孙新仁同志负责接管政权,收集物资,支援前线的工作;我分工负责建立武装,收缴枪支,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针对复杂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一,健全了保安二团的组织领导,任命了干部;十五个区都建立了区中队,每队二、三十人不等。

第二,建立了侦察机构。县公安局设立了侦察股,股长刘筠持。此人是天律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入党的老同志。侦察队长先后由刘茂振、傅尚志担任。

第三,建立了三道防线:成立了便衣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把我们认为可靠的人,安插在保安团内,了解动向;在社会上建立了“耳目”,旅店、澡堂、饭馆、烟馆、商店等,都有我们的“眼线”,社会上的动向,能及时反映上来。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掌握了动向,防止了突然事变,有力地镇压了双城县三次反革命武装叛乱。

设奸计假改编阴谋策反安底线查动向镇压叛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地主武装头目李继武、王天觉到县公安局来找我,说是请求改编。这两人的底细我们清楚,李继武是伪满王家站的警尉;王天觉是伪满军官后补生。他们平时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这次来要求改编,一时还搞不清他们的用意。

我叫人把他们请进会客室。两人一见到我,就说:“愿为团长效犬马之劳”。他们谈来谈去,总是说,共产党掌天下,这是大势所趋,他们都是识时务者,甘愿投奔保安团,愿为人民做事。后来谈到具体条件,他们提出要改编成一个营,意思是要当营长。

这时,王天觉身后带一个十七、八岁的小警卫员,长得虎虎实实。这小伙子是与我们家熟悉的哑巴老穆头的孙子、穆志才的儿子穆成,他认出了我,但没有说话。

我略一思考,便答复他们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们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安排好就通知你们。”

李继武和王天觉高高兴兴地走了。穆成有意拉在后面,悄悄对我说:“赵三哥,要注意,他们打算先接受改编,以后寻找机会,带队叛变,拉出去投奔国民党”。说完,他便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

穆成年纪虽小,但凭他爷爷、父亲的老关系,我相信他不能随便说这种话。

我回到办公室,默坐深思,我们保安团只有二百多人,如果再收编他们二百人,他们是老兵油子多,我们新兵多,都没有战斗经验,如果他们叛乱,是很难对付的。于是我操起电话,接到哈南军分区,找到了王奎先司令员,我说:“李继武、王天觉要求我们保安团改编,这个队伍有二百多人,很复杂,不大可靠,其目的很可能是要寻找机会拉出去投靠国民党。我意见是你们的人员多,由你们收编吧。有些话电话上不好说,见面再说。”

王奎先司令员说:“可以,由我直接找李继武、王天觉接洽好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王天觉又来找我,问道:“不是说好了,由保安团改编嘛,怎么又变挂了,让哈南军分区改编了?”

我说:“我是这样想的,你带这么多人,对部下也不能亏待呀,我这里庙小难留大仙呀。还是到哈南军分区去,那里番号大,供给也好,多有气魄呀。”

王天觉听我这么一说,也同意了。可是翌日一早他又来了,见了面就气愤地说:“这叫啥改编?昨天晚上,让我们住在大庙里,铺的乱草,睡在砖地上,四面透风,这么整,我们不干了,还是拉出去自己干。”

他的话,正好同穆成的话合上了拍儿。我想,拉出去,必定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不如现在缴他们的械,防止叛乱。当时,我的枪在衣服里面,不能马上有所反应。为了稳住他,我操起电话:“请接哈南军分区王司令。”

等了一会儿,我假装接通了说“王司令嘛,王天觉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搞的,昨天叫他们住在大庙里,有些怠慢人家呀,这样不好…啊,可以,好好安排才行,这才对呀。”

王天觉听我说的话,高兴了。这时我已乘打电话的机会,把枪从衣服里取出来,然后我严厉问道:“王天觉,你说要拉出去!”

“啊……”他见了我手中的枪,吓坏了。

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主意,先打入我们队伍内部,伪装革命,等国民党中央军来了,你再拉出去投靠。”

“这,这……”他见我拆穿了他的阴谋,有些发慌,准备掏枪反抗。我叫道:“不准动!”然后我叫人下了他的枪,马上押出去了。这时,我才真的给王奎先司令员打了电话,讲清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王天觉我已押起来了。

王司令员说:“好,去掉了心腹大患,我马上派人,去收缴他部下的武器。”后来知道,王司令员派人到大庙一看,扑了个空,一个人也没有。听说他的队伍全住在大车店里。又把队伍开到大车店,二百多人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喝酒的喝酒。我们没费吹灰之力,就全部缴械了。

经过对李继武、王天觉的审讯,他们供称:要求改编是假,这叫“身入虎穴暂栖身”,吃穿不愁,暗中做好分化工作,把队伍掌握在手里,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以拉出去,投奔国民党中央军,这才是他们真正用意。我们幸亏发觉得早,才防止了一场叛乱,没有受到损失。这件事,穆成是有功劳的。事后,我们把他送进了保安团当战士,后提升为排长。

▲照片由区公安分局提供伪特宪地富匪二次暴动以武装对叛乱获取全胜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黄昏后,双城县城,炊烟袅袅,一片寂静。

这时,供给股长那宝珍(那荆璞)匆匆来找我。他说:今日下午,他到有名的大杂货铺“万顺成”店里去串门,郭掌柜跟他透露一个消息,于是他来找我汇报。

提起郭掌柜,他同那宝珍的关系很密切,有两层关系:第一层是郭掌柜的妺妺,嫁给那宝珍他爹作续弦。郭掌柜论起来是那宝珍的舅舅;第二层是郭掌柜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那宝珍作妻子,叫做舅作丈,亲上套亲。

当那宝珍来到“万顺成”店里时,郭掌柜十分神秘地在那宝珍耳旁低语道:“宝珍,今天晚上,你不要回部队了,就住在我这儿。”那宝珍很奇怪,忙问:“为什么?”“不让你回去,你就别回去,问啥?我还能给你亏吃?”老丈人有点不高兴了说:“今晚十二点他们要暴动了,你回去,那不够呛吗?”老丈人只好亮出底牌。

“暴动?你怎么知道的?”女婿穷追不舍。

老丈人无法,只好照本实说了:“我在烟馆抽大烟时听说的。”

那宝珍心想,这下可坏了,要真的暴动,县委的干部全得被杀掉。他暗自想:“赵云鹏是我的同学,好朋友一场,他介绍我参加革命,不能忘本啊。”他想到这儿,起来就要走。他老丈人问他:“上哪儿去?”

那宝珍说:“出去走走。”

“晚饭还没吃呢。”

“到陶家馆子吃去。”因为他知道,陶家馆子掌柜的,是那宝珍二弟的丈人。那宝珍临出门时,丈人叮嘱道:“宝珍,你吃完快回来,今夜千万不能回公安局。”

那宝珍答应着走了。其实,他没有下馆子,而是来到公安局找我,把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

我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对他说:“这件事,是真是假还难说。你先回家去,不能向任何人说,说出去就会扰乱军心。”

他答应着就走了。我心里掀起层层波浪。这几天,有几件怪事,又在我脑海里翻腾起来。

第一件事是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县城东南苏家窑闹土匪了。我闻讯后,立刻带一个连赶到那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土匪竟先知道了消息,在我们到达之前逃走了。返回县城时,一连三排排长提出“走路太累了,要抓几辆官车坐车回城。”我考虑抓官车是旧军队的干法,没有同意。这个排长背后就骂我:“他妈的,抓官车你不让,好吧,咱们等着瞧吧。”警卫员姜东洲把这些话告诉我,我说:“你别管,让他骂去吧。”当时,我心里想,这个连里很不纯,有不少伪满的警察和兵油子,如果弄不好,在这四不靠的旷野里引起哗变,不好收拾。可是,那个排长要“等着瞧”,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的这个疑团,一直解不开。

第二件事是一连代连长傅振超对我说,头两天有一个人到他家,给他老婆送份东西。

我问:“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国民党的一张委任状。”

我说:“委任你什么官?”

“营长。”他顺手掏出委任状给我看。

我略一筹思,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他说:“一连的文书姜宛成喝醉了酒,骂骂咧咧地说:‘等着瞧吧,到时候再说’。”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一动,又是一个“等着瞧”,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呢?

第三件事是傅振超把二排排长金壁洲领来见我。他从鞋里取出一张委任他为连长的委任状。递给我说:“我这共产党的排长,成了国民党的连长了,提级晋爵啊。”这同傅振超报告的情况相符,估计还会有人收到这种委任状。显然,敌人在用收买的办法,拉拢我们的人,目的已很清楚了。

第四件事是我每天早晨上厕所,披着青羊皮大衣,手拿着匣枪。有一次突然发现有个人躲躲闪闪,很是可疑,被我当场抓获,从身上搜出一颗手榴弹。经审问,才供出是姜洪洲派来的,打算乘我上厕所的机会,用手榴弹把我炸死。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我意识到在表面平静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殊死搏斗,形势极其严峻。

于是,我让警卫员把营长刘振民、侦察股长刘筠持找来。我对他们说:“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准备今天半夜十二点举行暴动,形势紧迫,我决定召开一次排长以上干部会议,来个先下手为强,抢在敌人前面行动,以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

刘振民问:“以什么名义召开会议?”

我说:“就说开总结会,总结昨天打土匪的经验教训。各排长、连长必须来,回去要传达。”

他们几个人都同意这个意见。由警卫员姜东洲同志通知开会。我又问刘振民:“三连怎么样?”这是我一直不放心的。

刘振民说:“三连刚刚从拉林县打土匪回来,不知道家里的情况,问题不大。”

我说:“不能大意了,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又叫人把侦察队长刘茂镇找来,问他:“今天有什么情况?”

他像没事似地说:“没有情况,挺好的。”

这一句话,引起我发了火,骂道:“你也太混蛋了!脑袋都要搬家了,还挺好呢!刀都要按在脖子上了,你这个侦察队长还在睡大觉呢。”因为刘茂镇是我舅舅,所以后来人们就传出了笑话,说赵云鹏骂舅舅,就是指的这件事。

当时,我想晚九点四十分开会。在行动之前,他们分头做准备。我去向县委书记林诚、县长孙新仁汇报,请示县委批准具体作战方案。

林诚和孙新仁听了我汇报之后,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林诚还同我一起回来,准备参加排以上干部会议。

就在我离开的这一段时间,营长刘振民竟先下了手。他到三连连长张广德的衣兜里掏烟,一把掏出一个白袖标,这是暴动的标志。紧急之中,刘振民把张广德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立刻下了他的枪,并把他关押起来,这样就打乱了先前的部署,我马上提审了张广德。

经突击审讯,知道了策反叛乱的内幕:原来国民党师长吴德奎等经过密谋,由他们的团长佟玉文、傅玉人通过他们在公安局的内部关系,先把一连连长姜洪洲策反过去,又策反了张广德。他们密谋全团叛变,并决定于今天半夜十二点,举行暴动。枪响为号,由姜勇(姜洪洲派来的奸细,因未察觉,先后任过我和孙县长的勤务员。)首先开枪打死县长孙新仁和林诚,用手榴弹炸死赵云鹏,然后里应外合,抢占县政府,如果失败,就拉队伍去太平庄,投靠国民党先遣军。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迟疑,我立即派人把姜勇逮捕。

姜勇又供出,离县政府二百米远的沈家,是敌人的集结点。

我对刘茂镇部署道:“沈家店那有三十多个土匪,你带枪去,进屋后,就命令他们别动,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交枪,才有活路。他们就会乖乖投降。随后,我派两个人,把枪取回来就行了。”

刘茂镇道:“就我一个人去?”

我说:“我是诸葛亮守空城,已派不出兵了。你放心大胆地去,准能成功。”

他走了之后,我对张品一说:“你负责看好监狱,今晚听到枪响,你就先下手,把伪警务科长张斌毙了。他罪大恶极,决不能让他乘乱逃出去。”

张品一走后不久,刘茂镇就赶回来了,一进门,看他喜气洋洋的样子,我就知道成功了。没等我问,他先说:“赵局长,我成功了,缴了三十多条枪。”其实,姜洪洲、佟玉文等几个反动头目早已闻讯逃跑了,只抓到了沈继先几个反动家伙。

正值此时,一个战士枪走了火,响了一枪。

不一会儿张品一闯进来说:“刚才我听到枪响,就把张斌处决了。”我说:“这家伙,早就该死。”

三连连长张广德押起来之后,我马上派人到三连去搜查。过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搜出暴动用的白袖标两麻袋”。至此,敌人暴动的计划已全部瓦解,于是,我们马上在县政府大院召开四个连的干部、战士大会。

在这次敌人预谋暴动过程中,我们先后处决了敌挺进军军长王化一、团长胡玉明和陈团长、李副团长。还处决了内奸张广德、姜宛成。

之后查明,张广德和姜洪洲虽在我军中,但暗中同国民党建军头子吴德奎秘密联系,阴谋杀害县委干部,通过暴动夺取双城县政权,迎接中央军的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动,由于在敌人未发动之前已经察觉,及时釆取措施。先发制人,才以较小的损失,换取了重大的胜利。

第二天,县委开了会,总结了镇压暴动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分析了形势,认为下步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集结在太平庄人先遣军一千多人,在军长王正午、副军长左建堂的指挥下,勾结了大地主杨甲三,正对县城虎视眈眈,待机而动。

县委会议决定,立即同哈南军分区联系,进军太平庄,以消灭大股土匪,震慑小股匪徒。

经协商,哈南军分区派出老七团王团长协同我们保安团一起进攻太平庄。保安团派营长刘振民,公安局派副局长孙化育协助主力部队,配合作战。

这次围剿太平庄的战斗,是一场硬仗,打得十分艰巨,伤亡很大,游击队大队长张万山被敌人抓去,当场就枪杀了。营长刘振民,小腹中弹后被敌人抓住,敌人为从他口中了解我军情报,不断往他腹部弹洞里塞雪。刘营长坚贞不屈,直到光荣牺牲。这场硬仗,我们有一百多名战士牺牲了,仅三连就牺牲了二十七人。

敌人除被歼灭的全部逃散了。反革命分子姜洪洲,敌四十五师师长吴德奎,都被我们在战场上击毙了。

惊雷急风云变三次暴动讨血债擒匪首人民称快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中央军的前头大部队,已逼近陶赖昭,与我们隔江对峙。日夜虎视眈眈,大有一口吞掉我县之势。双城县的地主豪绅,土匪武装,都在蠢蠢欲动。

六月二日,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亲临双城,在车站主持了哈尔滨附近各县县委书记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大意是,苏军已同国民党达成一项协议,把哈尔滨市及附近的双城、阿城、呼兰、宾县交给国民党。因此,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省委决定,各县县委机关及所属部队、工作队,立即转移到山区或铁路沿线一带,准备进行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

双城县委书记林诚及时传达了省委指示,部署了战略转移。在县委、各工作队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县委机关及保安二团、工作队和各区中队,于六月三日,全部撤向双城以东的阿城山区。当时,因形势紧迫,交通不便,有的区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没能同县委一起撤出。

县公安局于六月二日晚,根据县委决定,由我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县委的决定:(1)县党、政、军统一编制,根据省委指示成立江棱支队,县长孙新仁为支队长,林诚为政治委员,赵云鹏为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准备到山区去打游击;(2)公安局侦察股和便衣队改为侦通队,担任侦察敌情和通讯联络任务,侦通队长傅尚志。

六月三日凌晨,转移队伍相继出发。公安局的队伍在早饭后行动,出东门,向周家、阿城方向行进。临行前,根据省委指示对监狱中的犯人进行了清查,可以放的全部放掉。罪大恶极的由我们押着退出了双城县。其中有国民党大特务李宪邦、反革命分子赵家壁、土匪头子张万山、日伪特务头子杜亚风等。国民党建军头子之一、团长刘德俊,木匠出身,原是个受苦人,听信谣言后,参加了国民党的地下建军活动,被委任为团长。经过我们教育,他认识了错误,承认上当受骗,并表示洗手不干,被我们释放了。

我们从双城撤出的消息一传开,一切反动人物,纷纷出笼,大肆活动。有些反动家伙,挂出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有的写出“欢迎中央军”的大字标语。就连隐蔽起来的国民党、三青团,也公开挂出了牌子,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农村的反动地主、土匪,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公开拉队伍,与我为敌,杀干部,拦截我撤退的工作队,一时间,整个双城县,阴云密布,乌烟障气,震惊全省的双城县第三次反动武装大暴乱,即“五四”(旧历五月初四)反革命暴乱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杏山区邢家屯大地主姜乐田,在“五四”暴乱中,是首当其冲的人物。此人,外号叫姜大麻子,伪满时家有好地四百余垧,兼任伪区长,平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六月三日,伪警察裴廷生突然给姜大麻子送信,说八路军全撤离了县城。姜大麻子立即召集人马,决定缴工作队的枪后,建立自卫团,投靠中央军。并作好了伏击工作队的准备。

八里岗子工作队五十多人,因路远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县委撤退的通知。正准备回杏山区过端午节。没想到,队伍坐着大车路过姜大麻子家门口时,突然遭到袭击,队员虽携有武器,因事先毫无准备,打得非常被动,有些新队员跑散了,有的被缴了械,还牺牲了几个人,结果只有二十几名队员归了队。后来,我主力部队六十三团,在团长刘振环的指挥下,痛击了这股地主武装,大部分被消灭,姜乐田等少数人逃跑了。此人一直在外逍遥五年之久,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才从山东省济南市逮捕归案。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被双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反革命武装暴动的枪声,在全县引起了连锁反应。韩甸、希勤、农丰等地的反动地主、富农也遥相呼应,纷纷跳出来,抢夺枪支,截击工作队,策划反叛,杀害干部、群众。仅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全县就有五个乡区发生了反动地主武装暴动,打死打伤我军政人员二十余人,群众四人。夺去长短枪四十余支。

六月十一日,我们接到省委指示,说国民党不来了,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双城县。我们在主力部队配合下,对暴乱的反动地主和土匪武装,进行了围剿、逮捕和镇压。我们公安局,根据县委的指示,首先在体育场召开了全县群众大会,公开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三人;工作队长李新民率百余名工作队,在正白三屯、正白四屯处决了暴乱头子金万朋、傅德刚、裴士海等。同年七月,蔡森带队,在韩甸区正黄二屯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反动地主张连三、杨青贵、文志普、马英俊、土匪头子刁景山等。

这一次震动全省的双城地主武装暴动,终于被平息下去了。它不仅震慑了敌人,也教育了人民,使工农劳苦大众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大救星。暴烈的风雨是灾难,也是试金石。自然界的风雨,淘汰了脆花弱草,却造就了有生命力的无数生灵;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使懦夫吓破了胆退却了,却造就了无数英雄;一场暴乱,使意志软弱者倒下去,使机会主者被淘汰,使伪装的敌人现原形,却使立志革命的人,更坚强了,使我们的队伍更纯洁更有战斗力了。

双城县第三次反动武装大暴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有识之士对共产党很有信心,认为共产党是不会失败的。双城县同裕昌掌柜的刘普洲,在我们离开县城之前说:“我亲眼见公安局局长吃高梁米饭,小葱蘸大酱。听他的警卫员说,天天如此。他们能这样与民同甘共苦,这样的党是不会失败的。”他见我们撒出双城县,便发动工商会,为我们留守部队送大米、白面和猪肉。

与此相反,在我们队伍内部,有些人竟临阵脱逃,甚至投敌变节。排长穆成听说共产党要撒退,竟弃枪开了小差;我们的骑兵团有位刘团长,过去在东兴县伪保安大队干过事,当过土匪。后来被我们收降,改编为骑兵团,他当了团长。在敌人暴乱之初,他首先率团哗变,杀害了我骑兵团的政治委员刘仁和,并乘我们保安团退出县城之机,率部进城,乱抢乱夺,残害百姓,向人民欠下了一笔笔血债。

我们保安团五连连长赵贵林是我的一位远房爷爷,他队伍驻在周家站。听说我们撤出县城后,他并不去寻找大队,而是到一个大地主家,住在那里。我们派侦察员赵成彬了解双城情况,从他所住的屯子路过,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朝侦察员开了枪,把赵成彬额头烫了一道伤。他后来带队同我们会师时,我下令把他逮捕关押起来。因此,有人说“赵云鹏要杀他爷爷。”这一情况,也传到省委。省委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注意政策,注意影响,要立即释放。我们遵照省委指示,把赵贵林释放了。

一九四六年,罗家屯又闹了土匪。我带了四十三个人,坐火车前去剿匪。因为一百多敌人早做了准备,所以当我们快走到罗家屯时,竟同敌人遭遇上了。打响之后,枪声越来越激烈。敌众我寡,我观察所处地形,对我们又很不利,前有敌人堵击,后面是平坦地带,欲进不能,欲退又毫无掩蔽,势必造成重大伤亡,乃至全军覆灭。

我按照“兵不厌诈”这句话,敌人不摸清我们虚实,不敢冒然进攻。我们如果一撤,敌人势必穷追猛打,我们将会身处绝境。于是,我马上命令副营长傅振超带两个班、两挺机枪、两个掷弹筒从正面攻上去,我带一个班抢占附近的花园烧锅。半小时后,在烧锅会师,黄昏后撤出战斗。

我们刚刚攻占了烧锅,并让炊事员烙饼,准备吃饭。这时,我们的队伍全回到了烧锅,一问才知道土匪全逃散了。在这场战斗中,副营长傅振超同志牺牲了。

我看到傅振超的遗体时心中很是悲痛。这是一位好同志,打仗勇敢,对部下和蔼可亲,他为人民的事业光荣地牺牲了,我们双城人民将永远地怀念他。

刚好,烧锅里有口大棺材,我让人立即把傅营长收殓了。

国民党北满站站长大特务李宪邦,被我们抓到了,此人能言善辩,并说认识李运昌部队姓岳的,讲了一些大道理。因为没掌握他具体罪证,只好把他放了。此人伪满洲国时,开了一个“华昌医社”,这时,仍以此作掩护。为了掌握确凿证据,我派侦察员,化妆成农民去找他,问道:“共产党怎么样?”

李宪邦看是个农民,就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赶快逃走吧。”这一情况,使我们对他更加警惕了。并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经常注意他的活动。他有个大徒弟叫赵家壁,此人一向与我为敌。逮捕后,我们审讯时问他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赵家壁说:“人家是好样儿的,国民党县党部让他当书记长,他都不干。”

我问:“那他是干什么的呢?”

赵家壁说:“听李宪邦自己说是搞统计的。”

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什么统计?一定是军统或中统特务,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叫什么中央调查统计局。因此,经过第二次侦察,决定派人到他家去搜查。果然从他床下找到了地窖,里边有一箱子文件,什么“限制异党办法”,“处理异党方案”,连我们在延安整党的九条等文件都有。这样,已有确凿证据,李宪邦是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大特务,我们当即把他抓起来。经过审讯,他对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身份供认不讳。并破口大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

此人经省委批准,被我们处决了。经过镇压叛乱、剿匪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各级政权已建立起来,社会秩序开始安定了,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双城县逐步得到落实。